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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提质增效需破解四大难点
日期:2018-10-11 14:20 作者:刘 涛 来源:经济日报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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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我国服务业保持了较快发展。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服务业在规模扩张的同时,更要提高发展的“含金量”,提质增效。

  总体上看,服务业发展质量效益的高低,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判断。一是服务业结构是否优化,主要看生产性服务业、消费性服务业是否较快增长,占整体服务业的比重是否不断提高;二是服务业动力是否转换,主要看能否从依赖生产要素大规模、高强度投入转为edf壹定发依靠创新驱动;三是服务业效率是否提升,主要看能否进一步缩小我国服务业生产率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以更少、更绿色的投入实现更高、更可持续的产出;四是服务业企业是否壮大,主要看企业能否基于提供质量更优、标准更高的服务来实现利润增长,能否通过提供有竞争力的服务解决方案等拓展发展空间、优化全球布局,利用国际优质资源增强自身实力。

  要实现服务业结构优化、动力转换、效率提升、企业壮大,需着力解决以下四方面问题。

  一是人才培养培训和有效激励的问题。人才是服务业特别是轻资产服务行业提质增效的核心资源。近年来,我国服务业人才结构有所改善,但服务业高层次、高技能人才缺口仍然较大,产业升级引发的人才需求变化与人才培养之间不相匹配。随着新兴技术的普及和应用,从业者专业素养和技能不适应发展需要的问题日益突出。同时,人才发展在收入分配、人事管理、职称评定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体制机制障碍。不少服务业企业对人才培训不够重视,培训方式陈旧,效果不明显。

  对此,要推动要素资源向激励人才发展方向倾斜,加大服务业人力资本投入,创新工学结合、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等人才培养模式,促进教育、科技、医疗等领域人才有序自由流动。具体来看,应着力加强数字技能教育和职业培训,推行人才培训福利计划;细化落实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支持人才以知识、技能、管理等多种创新要素参与分配;创新职称评价机制,打通职业提升通道,鼓励应用型、技能型、复合型人才脱颖而出。

  二是产业分工深化和融合互动的问题。受“营改增”及其他市场因素驱动,近年来很多制造业企业推动仅用来自我服务的生产性服务业务对外经营,部分服务业企业也edf壹定发地获得了来自制造企业的外包业务,这有效促进了分工专业化。平台型企业的业务裂变也衍生出一批有影响力的企业,推动了互联网金融、电子商务、云服务等行业发展。与此同时,服务创新不断涌现,加深了服务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但也要看到,现阶段一些制造企业剥离组建生产性服务业企业意愿不强,国有企业服务体系社会化改革有待推进,服务业细分行业的分工还需进一步深化。另外,服务业与其他产业的关联效应尚不显著,生产性服务业在制造业中间投入的占比与发达国家相比尚有较大差距。

  对此,一方面要鼓励制造企业分离内置的服务业务,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务专业化发展,引导服务业细分行业的要素优化配置,鼓励政府和企事业单位购买外包服务。另一方面要以产业升级需求为导向,增强服务业对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的全产业链支撑能力,发挥创新企业、创新应用的带动作用,加快传统服务行业组织方式、运营模式的智能化变革和产业价值链重构。

  三是市场准入和监管制度需适应发展需求的问题。公平、规范、高效的市场准入和监管制度是服务业提质增效的基本保障。与市场主体期望及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相比,我国在服务业市场准入和监管方面还需进一步改进。主要包括:准入制度不完善,不少服务业初创企业遇到“准入不准营”问题;对以“互联网+”为依托的新兴服务行业和业态发展采取包容审慎监管原则的同时,动态监管机制相对缺乏,针对新出现的不规范价格行为、垄断行为等缺少有效规制,知识产权保护力度需进一步加大;事中事后监管能力不足、方式落后,利用大数据等新型技术手段不够充分;除政府监管外,企业、消费者、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的格局有待建立。

  对此,要深化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改革,推进“照后减证”,清理修改不合时宜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推行承诺式准入,破除对创新创业的不合理束缚,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与运用。同时,结合政府机构改革,推动监管方式由按行业归属监管向功能性监管转变,继续坚持包容审慎监管原则,建立健全以服务质量为导向的动态监管机制,完善价格管理、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等相关法律法规,有效发挥行业协会、消费者协会、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

  四是服务业与服务贸易统筹发展的问题。在开放条件下,服务业是服务贸易发展的产业基础,服务贸易为服务业发展提供更大市场空间和edf壹定发要素组合。统筹两者协同发展,是服务业提质增效的关键举措。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服务业开放水平有待提高,服务业企业不断增长的国际化发展需求与国际化能力严重不匹配。

  对此,要不断增加新兴服务进口,改善国内要素供给。推广自由贸易试验区和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在贸易便利化、投资体制改革、事中事后监管等方面的成熟经验。有针对性地改善对“走出去”企业的外汇管理、人员出入境、金融支持、境外投资等方面的服务,增强其全球布局和资源配置能力。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服务业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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